我的月子是在窗台旁感受风进屋的声音里度过的。孩子一哭，我就抱着她在空旷的木地板上来回走，脚步声在寂静的屋子里回荡。那个春节，他们一家人去了海边，朋友圈里全是他们欢笑的合影。 我既没嚎啕大哭，也没闹出什么名堂，只是把日子一点一滴地熬过去。

临近预产期时，我还怀着九个月的肚子在客厅里打包。地上摊着一个大行李箱，里面塞着丁宇森的换洗衣物、防晒霜、防水手机袋，以及小姑子叮嘱的沙滩拖鞋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要飞往三亚。 婆婆推门出来，笑着把一个红色纸盒递给我，说是路上吃的。我翻开一看，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已经是三年前的，我把它随手放到鞋柜上没有多说。 她又劝我别跟去了，说飞机颠簸、怀孕不适合出行，还顺口说什么“我们帮你带话回去祝福”，那口气听得出来是早就准备好的台词。 我应付似的点头：“好，你们玩得开心。” 她满意地出门，门没有关严，留了一条缝。

楼下传来行李声和嘈杂的告别。丁雪在外喊着：“妈，别跟她说那么多了，她也不会领情。” 汽车后背盖关上的声音、鸣笛声，丁宇森在楼下按了两声喇叭。 我上了阳台，看见他们把车门关上、坐进车里，白色商务车拐出巷口很快消失在转角处。我站在阳台好久，风吹动晾衣架上那件半干的孕妇裙，发出刷刷声，空气里带着刺骨的凉意。 回到屋里，我把那盒桂花糕拧开，发现糕点已经干裂成渣，愣了一下就扔进垃圾桶，坐回沙发，出神了好一会儿。 除夕夜，我一个人煮了一包速冻饺子。皮裂了、菜叶浮在汤面上，我慢慢吃完。快吃完时，肚子忽然一阵阵痉挛，我以为是吃多了，就继续忍着。 球友会

到了十点多，阵痛越来越频繁，像一圈圈绳索收紧我的腰腹。我扶着桌子坐下，又站起，拨了丁宇森的电话。电话那头背景杂乱，海浪和说笑声混在一起，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：“怎么了？” 我说：“我好像要生了。” 他停了两秒，说预产期不是下周吗，让我先打急救电话，说他在酒店大堂不方便通话，会回头再联系。电话挂断后，屏幕上映出我一张苍白的脸。我没有哭，只是等着下一次宫缩，然后拨了急救电话。

救护车九分钟后到了。两位穿制服的急救员把我抬上担架，上楼时其中一人愣了一下：“家属呢，家里就你一个人？” 我说：“就我一个，走吧。” 他把我扶上担架，楼道的灯一格格往后退，窗台上的年货和小红包在暗处闪着光。我想起那盒发霉的桂花糕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一阵酸。 在医院，流程很快——办手续、抽血、做胎心监护。护士问要不要家属签字，我说我自己签。她又确认了一遍是否真的没有别人，我只求她动作快些。握笔签字时手在抖，那一笔一划我看了很久，觉得是自己写过最难看的字。

凌晨两点多，孩子出生了。产房里有消毒水和空调的味道，孩子的第一声哭像一根细针把我从混沌里刺醒。护士把她抱到我面前说是个女婴，体重六斤多，模样可爱。我看着这张皱巴巴的小脸，眼泪无声滑落。她的小手本能地握住我的一根手指，那温热让我不愿松开。 球友会

第二天上午，我拍了她的小手发给丁宇森，傍晚他回了一条短短的信息，说了句“辛苦了”，解释信号不好。看着那冷淡的回复，我把手机放下，用指背轻轻蹭了蹭女儿的脸。她哼了哼，又安心地睡去。我没再回信息。

出院那天，我自己办完所有手续，一手抱着仍在熟睡的婴儿，一手拎着包走出医院。三月的风透着凉意钻进衣领，打了我一个寒战。出租车里开着暖风，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，问：“自己带孩子回去？家人不在？” 我说：“都在外地。” 这句话说出口时，我的表情平静而坚定，不再是出发前那个会期待他们回来陪伴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