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的东京，夜幕降临得愈发迅速。几天前，一个朋友发给我一张照片，桌上摊着刚收到的税单，旁边是一杯半喝的麦茶。他抱怨道，每当税单到手，他就觉得过去一年都白忙了。我没有回应，因为这种时候安慰是徒劳的。他在日本已经生活了近十年，曾经以为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立足之地，现在才明白，站稳脚跟要付出每年逐渐增加的税款。

“帮我算算。”他把工资单发过来，逐项给我解释。每个月，首先扣除健康保险，虽然公司承担一部分，但他个人每月仍需支付约五百元人民币的费用。此外，每两个月还要缴纳一千多人民币的住民税，再加上个人所得税和其他一些他称不出的税。年末还有额外的缴款。他指着手机上的所得税速算表：“年收入六百万日元，税率二十%，扣除控除额——” 600万 × 0.20 － 427,500 ＝ 772,500日元。“看似二十%的税率，实际算下来，心里真是滴血。”

我问他，去年到底交了多少税。“光是所得税、医疗和住民税，人民币九万，快到十万了。年金还没算。”我又问：“福利呢？”他苦笑了一下，像是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的嘲讽：“最简单的医疗减免，我又没生病用不上。可我每月的健康保险却必须照常缴付，感觉就像是买了火灾保险，希望老子房子能烧了才能回本。”这并不是愤怒，而是生活的无奈和冷嘲热讽。 球友会

十年前，他来日本时消费税为2%，现在已涨至10%。他说：“政客唯一的本事就是涨税。”语气轻松，似乎在说天气不好，“政府没钱，就翻老百姓的口袋。”但让他更不想多挣一些的是日本隐藏着的“税收墙”。比如，家庭主妇以丈夫名义报税，若她出去工作，年收入必须低于某个限额，一旦超过，税务状况就会大变。他曾算过，超过那一条线，年税至少多五十万日元，这相当于两万多人民币。即使只超出一万日元，税务也不会手软。“所以许多主妇不是不想工作，而是不敢。”

副业人员的情况也类似，有正职工作的人副业收入在二十万日元以内“可以安静”。只要超出，就必须报税并且公司会知晓。一旦有税务问题，签证审核时，官员都会多留意。他做内衣副业之前，特意咨询过税务局和入国管理局。“十年的在留资格来之不易，不能因为一点外快而冒险失去。”

群里的朋友调侃他说：“你负债最多、交税最多、烦恼最少。”他苦笑：烦恼都在税单上了。近日，他也想过索性回国，但转念一想，过去十年，他的生活全部在这里。国内的朋友都在买房生孩子，而他仍在为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的差距而算计。两边的社保都在交，他将其视为留后路，更像是在交付赎金。 球友会

某个晚上，他发了一句简单的话：“交的税越多，越觉得自己走不掉了。”我凝视着这句话，感受到其中深刻的觉悟——以为自己在外面也能生存，但账单把他牢牢锁住。医保使用过，年金尚未领取，熟悉的日语中脏话比尊敬的词更为常用，房东、区役所和入国管理局都记得他，年末时甚至连打印机都能记住他。

税单一年的比一年厚，他离家的路也愈发遥远。麦茶已经凉透，他关掉区役所的页面，把税单塞进抽屉，准备明天再继续工作。东京的灯依旧亮着，似乎什么都没有听到。我也不再劝他“别想了”。在这里，能够看完税单并继续冷静工作的人，已经算是不小的胜利。只是在抽屉合上的瞬间，我明白——他不是离不开日本，而是被自己交过的每一笔钱轻轻束缚住了。